1999年5月，在韩国“光州事件”19周年之际，朝鲜劳动党的党报《劳动新闻》，发起了一次针对韩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征文比赛。一个在朝鲜统战部工作的年轻人，写了一首歌颂伟大将军的“枪杆诗”，并在5月18日当天献给了金正日。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，枪杆子掌握在暴君的手里，就是残害平民的工具，意指全斗焕进行的光州无限制格斗大赛。而枪杆子掌握在伟大将军的手里，则能克服万物创造奇迹。作者在诗里不吝赞美之词的歌颂金将军为“正义之主”、“和平之主”。

  金正日读了这首诗后连连叫好，而写下这首诗的诗人张振成，也因此步步高升，成为了将军的“钦受者”。

  所谓“钦受者”，就是围绕金正日本人的一个权贵小圈子，这些人被准许面见金正日，接受将军本人的亲自“指导”，并和他共进晚餐。在朝鲜，这不仅意味着无上荣光，还代表着实际利益。

  “钦受者”在法律上拥有极高的豁免权。除了叛国罪外，朝鲜任何部门、组织都不得调查、起诉或伤害“钦受者”。而除此之外“钦受者”还享有很多的实际福利。

  朝鲜长期实行物资配给制，当时朝鲜的配给制一共分为四个等级，每日配给，三日配给，每周配给和每月配给。

  每日配给仅限于中央党部的书记、部长，以及军方司令等朝鲜食物链顶端人士，且配给物资也非常充裕、种类也非常多。

  三日配给的享受者则是副部长、地市级书记，和军方其他要员，配给物资也很充足。

  周配给对象则是科长、主任等中层干部，物资虽没上面的那么豪华，但也足以让一个家庭衣食无忧。

  而朝鲜的普通百姓只能享受每月配给，内容也只有大米、玉米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生活物资。

  在金日成时代，普通百姓的月配给还能勉强糊口。可1994年金正日登基之后，面对粮食危机，配给的粮食慢慢的变少，根本满足不了朝鲜百姓一个月的生存需要。而到了1995年，金将军提出苦难行军之后，普通百姓赖以生存的月配给制度更是被直接取消。老百姓只能响应政府“自给自足”的号召，开始数米下锅、撅地求生。

  而我们的主角张振成，他的父亲是平壤的高级干部，母亲是平壤干部医院的主任医生。所以他家不仅享受中层干部的每周配给，由于他“钦受者”的身份，他每周还另外享有一份赐予他本人的“个人配给”。

  “每周给我的个人配额中包含5公斤的海鲜和肉类，21公斤的大米，30个鸡蛋，两瓶食用油，再加上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。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份额外的进口食物配给，里面是一些美国大米、奶酪、奶油、橄榄油、沙拉酱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内衣裤和帽子。”“有时候还有饼干、糖果，或者是给小孩吃的奶粉。而这么多东西，却是还印着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标签的国外救援物资。”“由于这些配给实在太丰富了，再去民众配给站领取日常的家庭配给时，就会觉得是一件麻烦事。”

  他回忆起90年代去拜访一个退休老干部的情形。那时正值寒冬，可因为供暖管道老化、燃料不足，小区的暖气基本等于没有，室内还要再穿一件厚厚的棉大衣。这可是位于首都平壤，专为党的高级干部建设的高档小区，另外的地方的情况更是难以想象。

  从1994年金日成去世到2004年的十年间，朝鲜陷入了漫长的大饥荒。二将军称之为“苦难的行军”，而朝鲜普通人民所面对的，却是一场饿死数十万人的“大逃杀”。

  于1971年出生的“钦受者”张振成，在90年代正是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，受到钦受者身份而意气风发的他，刚好完整的经历了那段历史。

  他在回忆录中写到，1999年的一天，他前往平壤东大园区市场采风，这里虽然名为市场，但其实是平壤最大的贫民窟，破烂无比。

  在市场的显眼处，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，两个人面色蜡黄、瘦骨嶙峋。小女孩看起来约七八岁的样子，她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张纸板，上面写着“我的女儿，100元。”

  看到这一幕，张振成立即呆站在那里，感到阵阵心痛。要知道在1999年，100朝鲜元连人民币5毛钱都兑换不了，可当时的中国“万元户”这个词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
  这个母亲身边围着一圈人，愤怒的人们对她指指点点，骂她不配做一个母亲。这样一个时间段，小女孩却开口说话了。她说：“我的父亲已经饿死了，不要再骂我母亲了，他们说她只有几天好活，她也快要死了。”

  听完小姑娘的话，现场没人再指责了，有好几个女人甚至痛哭起来，有个小贩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200元钞票，那张钞票估计也是她珍藏很久的活命钱。她想要塞给这个母亲，让她给孩子买点吃的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个母亲丢掉钞票坚决不接受。

  后来，一位路过的军官给了母亲100元，并承诺收养她的女儿。母亲才接了钱，扭过头就急匆匆走了，甚至没看她的女儿一眼。但很快她又折返了回来，手里拎着一小袋馒头。她跪在女儿面前，将馒头撕成小块，一点点喂进女儿的嘴里，她边喂边哭，“乖孩子，原谅妈妈吧，我离开这样一个世界之前，只能给你这么多了……。”

  现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，就连张振成也哭了起来。很多年后，他将这件事写成了诗作《我的女儿，100元》，并在2012年获得了“牛津文学奖”。

  平壤在当时可是整个朝鲜物资供应最充足的地方。二将军为了不让地方知道首都的情况，在各道市的边界道路、火车站、甚至山里，都设置了大量的检查岗哨，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，老百姓跨地区出行必须持官方批准的通行证。可连首都都出现了卖孩子的情况，可见“苦难行军”已经苦难到了何种地步。整整十年间，又有多少人熬过了这段苦难。

  而张振成在那个时代能成为钦受者，则是因为他的出身就是普通朝鲜人所不能够比拟的。他的父亲就是党的干部，母亲则是干部医院的主任医生，他一出生就处于无数朝鲜人望尘莫及的上层阶级。他居住在专门分配给干部家庭的大公寓里，在无数小朋友还和泥巴玩过家家的时候，他的家里就有别人送的日本雅马哈钢琴。父亲甚至还专门为他请了一个，从中国逃亡朝鲜的世界级钢琴家教。而在他将爱好由音乐转为文学时，他又拜朝鲜的著名诗人金相和为师，成了大师的关门弟子。也就是前面我们讲过，他去拜访的那位退休老干部。

  在这位引领他走进文学世界的恩师死后，老师又在遗嘱里，将他破例保送进了朝鲜统一战线部，开始了在文学方面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。也正是在统战部工作期间，他才写出了那首歌颂伟大将军的“枪杆诗”，成为了金正日的“钦受者”和“御用诗人”。

  不过张振成在统一战线部的工作，不单单是对朝鲜人民进行思想控制。顾名思义，统战部最重要的本职工作还是对韩的意识形态宣传。而他们的宣传手段则是模仿韩国作家，用假身份书写赞美将军的文学作品，并偷偷送往韩国，以博得韩国民众的支持。这就使统战部拥有极大的权限，能接触到韩国的报刊、书籍等文学“毒草”。

 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，让张振成这个来自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者，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，并为他最终的脱北，埋下了伏笔。